在《一刀集》中有一篇《说得好》，记两位文坛要人在文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位是刘以鬯，一位是胡菊人，两位都已谢世。
刘以鬯说：“人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香港十个作家加起来，其地位还不及一位建屋工程师。”
刘以鬯又说：“我是两只手写稿，一只手写的是商品，不愁没有地方发表；另一只手写的是严肃作品，想找发表的地方却很困难。”
胡菊人说：“香港有文艺青年，却没有文艺中年。香港有千行万行，偏没有作家这一行。”
胡菊人又说：“香港的有钱人肯捐一千几百万肯捐一个什么堂来纪念先人，却不肯拿钱出来发展文学，这未免短视。唐代的建筑物倒了，宋代的建筑物倒了，但唐宋的文学却长存。”
他们的话都使搞文学的人泄气，搞文艺是不是死路一条？不媚俗就无法生存？傻瓜的文艺青年，或因找不到地方发表作品，或因无法维持生存，都另寻出路去了。
文学的生命力胜于建筑物使人安慰，怕的是文学已失去生长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