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函/5月13日刊】【读者来函】致北先生:既然挂出“免战牌”,便请听完这曲《金山梦》的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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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函】读者梁先生再度来函,对本新闻网 (加拿大星岛新闻网 / singtao.ca) 于5月12日“专栏特区”中刊登读者北先生第三篇回应梁先生的文章【读者来函/5月12日刊】救生艇不是漂流瓶:回应 “ 梁先生  ”,请收起你的“受难者纯度检定”,作出回应。以下为梁先生的来邮:

 

编辑先生:
 
拜读北先生的第三封(5月10日刊)来函,见其文末以“差点睡着”、“毋须再多费唇舌”作结,单方面宣布胜利并鸣金收兵。既然北先生已高挂免战牌,笔者自当尊重。然而,公共讨论的意义不在于说服装睡的人,而在于为广大读者厘清事实。因此,容笔者就其留下的几个逻辑硬伤,作最后的梳理。
 
一、 戳破“救护车”的幻觉:谁在火场里度假?
 
北先生质问:“如果上了救护车,医护人员说要等50年才到医院,这合理吗?”
 
这个比喻极好,恰恰暴露了这套悲情论述的最大破绽。如果这真的是一辆生死攸关的“救护车”,请问为什么车上会有为数不少的乘客,能够拿着加拿大工签,频繁地“回流”那个他们口中急需逃离的火场(香港)去度假、探亲、甚至处理资产?
 
笔者之所以提出这点,并非北先生口中的“受难纯度检定”,而是要点出一个常识:你不能在索取政策特惠时,高举“逃难者”的急迫性;在面对审批延误时,又摆出“纳税大爷”的消费者姿态;而在享受生活时,又切换回“太空人”的从容。若真在溺水,无人会抱怨救生圈的颜色;若还能挑剔船上的服务,那这不是救生艇,而是游轮。
 
二、 国家的主权,不是企业的“试用期”
 
北先生将拿着工签(Work Permit)的新移民,比喻为“正在试用期中的员工”,认为有权要求正式聘用。这反映了其对主权国家移民法规的深刻误解。
 
在任何国家的法律中,工作签证都属于“临时居民”(Temporary Resident)。这是一份有期限的居留许可,而非保证发放永久居民(PR)的“试用期合约”。加拿大是一个主权国家,不是一间企业的 HR 部门。你缴交的入息税与消费税,买到的是你在加拿大期间享用的道路、治安与公共服务,而不是一张“VIP 插队卡”。
 
更残酷的现实是,今日的加拿大面临着住房、医疗与基础设施的全面崩溃,全国有高达 194 万的各类签证申请人塞在同一个行政系统里。这不是针对特定群体的打压,这是一场全加拿大的“共业”。无视这 194 万人的苦等,单单要求自己的特惠通道必须加速,这不叫争取权益,这叫索取特权。
 
三、 那些没有“捷径”的马同学
 
北先生指责笔者回避制度问题,那笔者就来说一个真正的制度故事——一个或许并非所有读者都知道,却在加拿大真实上演的故事:马同学的故事。
 
马同学没有遇上任何“特惠通道”。为了留在加拿大,他花费了整整十年。他必须按部就班地读书、找符合资格的工作、在残酷的 CRS(综合排名系统)中与全球精英拼分数。他经历过签证即将到期的恐惧,经历过政策朝令夕改的绝望,但他没有在报纸上大骂政府“谋杀他的青春”,而是默默地去考雅思、去偏远省份积累工作经验,用十年的血汗,堂堂正正地跨过了那道极高的门槛。
 
当那些透过 Hong Kong Pathway、完全豁免 CRS 严苛计分、只需极低门槛就能申请 PR 的人,因为多等了几个月便在媒体上大呼“制度不公”、“青春被耽误”时,这对那些如马同学般苦等十年的正规军而言,是何等巨大的讽刺与不敬?
 
四、 《金山梦》的底色:有眼泪,已尽藏
 
北先生批评笔者带有“我已上岸,故你无权抱怨”的幸存者傲慢。或许,北先生那一代人习惯了“只要有不满,就必须全声张”的投诉文化。但在我们这群老移民眼中,移民从来不是一场保证收益的合约履行,而是一场带着悲怆的连根拔起。
 
香港有首老歌叫《金山梦》,歌词里唱道:“愿我有百个理由,填满你眼里渺茫;我也有满腔悲酸,有眼泪,已尽藏。”
 
从百年前修筑铁路的华工,到经历过阶级归零的 97 移民,华人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是用沉默、隐忍和强大的适应力写成的。“有眼泪,已尽藏”,这不是对制度失效的屈服,而是明白既然选择了“走他乡”,就必须承担“暴风刮起千尺浪”的代价。这份不向外人道的尊严,是北先生那套“消费者维权逻辑”永远无法理解的历史厚度。
 
北先生既然已经“上岸”,且在论战中感到困倦,笔者便不再打扰他的安眠。愿他在这片他口中行政失能、却又千方百计要留下来的土地上,最终能找到他想要的公平。
 
一位认清现实的 97 港人移民 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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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朗专栏】幸存者偏差

 
为方便读者对比原文,以下重刊4月28日加拿大星岛新闻网 (singtao.ca) 的阿朗专栏〈幸存者偏差〉全文于下:
 

【港人移加746/阿朗专栏】幸存者偏差

“救生艇”故事在港人群组间从来都是个话题。

最初一批透过“救生艇”来到加拿大的香港人,其实走得相对顺利。不少人在完成学业,或累积足够本地工作时数后,半年至一年内,便成功取得永久居民身份。流程清晰,时间可预期,结果也算明确。对于仍在观望的人来说,这些例子无疑提供了一种具体的参考。

于是, 紧随其后的香港人, 带着相近的背景,甚至更充足的准备,坐着同样的“救生艇”来到加拿大, 追求更好嘅人生。当时的判断其实很有基础,既然首批可以做到,自己大概也可以。只是,时间点不同,结果开始出现偏差。

到了今天,不少甚至是早期的第二批“救生艇”申请人,正处于非常艰难的情况之中。审批进度变得缓慢,甚至出现停滞。原本预期半年至一年的流程,被不断拉长,变成一段没有明确终点的等待。在这段时间里,大部分人其实没有停下来。该工作的继续工作,该生活的继续生活。表面看来,一切如常。只是内心的焦虑,多少存在。偶尔传来个别成功获批的消息,又让人觉得,也许只是时间问题。于是,大多数人选择继续留下。

但同一时间,另一种情况也在慢慢发生。开始陆续听到有人离开回港, 定义上既不是“回流”,当然肯定也不是“败走”。特别是较年轻的一群,他们面对的考虑不只是金钱,而是更难补回的时间成本。等待,本身就是一种消耗,是沉没成本。当时间不再可预期,原本可以接受的过渡,就会变成一种难以计算的付出。对一些人来说,这种不确定,比辛苦本身更难承受。只是,这些选择,很少被详细讲述。

留下来的人,继续生活;离开的人,多数安静。于是我们所看到的,仍然主要是那些最初顺利的故事,还有零星成功的个案。 难道“救生艇” 港人已经落入“幸存者偏差”的空间?

作者:阿朗

 

本文配图: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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