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仁心】在特朗普政府关税威胁的背景下，加美关系趋于紧张，推动市场多元化、购买国货、减少南下旅游等巩固我国经济的行动，成了社会主流声音。然而，有报告显示人才仍持续流向美国，反映影响人才选择的核心，乃制度环境与市场机会，而非短期政治情绪。
这现象揭示的，不是所谓爱国与否的问题，而是两个紧密相连的社会在经济结构上的差异。了解其中原因，才能制定长远发展策略，避免制度竞争力被逐步侵蚀。
最能提升生产力群体
多伦多道明银行旗下的道明经济研究院 (TD Economics)新近公布报告指出，我国技能人才正以“无声”方式流向美国。
所谓“无声”，是因为不少人才是透过 TN 签证(美国针对加拿大与墨西哥公民的专 业工签类别)、短期工作签证或企业赞助等方式赴美。这些流动往往不会完全反映在传统永久移民统计之中。
报告指出，外流现象集中于最能提升生产力的群体。例如STEM毕业生的留加率低于其他科系；博士人才在毕业后5年内离境率最高；国际学生中表现最优秀者的离境率，是本地优秀学生的两倍；而高学历技术移民的离境率，亦高于低技能移民。
人口南迁是个老问题
人口南迁，其实在加拿大立国以前便已出现。
1861年，加拿大人口约320万。在往后40年间，人口自然增长约300万，加上约200万移民，人口理论上应超过800万，但1900年实际人口只有约530万，显示当时有大量人口外流。
去了哪里？
1900年，美国境内约有120 万加拿大出生人口。加人南迁的趋势其后长期持续。1870至1970年间，美国境内海外出生人口中，加拿大人的比例从未低于十二分之一。1960年，美国境内的加拿大出生人口数量甚至多过整个拉丁美洲的移民总和。直到1980年，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数量，才首次超过加裔美国人。
这段历史说明，加美之间的人才与人口流动并非近年现象，而是北美经济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特征。
前强后弱的结构难题
在加美经贸博弈中，美国市场之巨大是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但问题不只在商品与产业的贸易层面，更涉及经济结构与市场活力的竞争。
TD 的报告指出，我国面对的并非教育或人才不足，而是制度环境未能提供足够回报，令高技能人才在跨国比较下选择离开。我国在高等教育与科研方面表现突出，但在技术采用、企业扩张、资本市场与商业化能力方面，明显落后于美国，形成 “前端强、后端弱”的结构。
此外，企业规模结构亦不利人才发展。小企业比重过高，中型成长企业不足，难以提供高薪、股权与大型技术团队等成长机会。
报告认为，较高的边际税率及较低的税阶门槛，削弱了中高收入专业人士留加的诱因；而企业税制复杂，亦可能令部分企业更倾向税务规划而非扩张投资，进一步降低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
锚定人才是关键
我国是全球其中一个最受向往的国家，吸引移民并非难题，真正挑战在于锚定人才。高技能人才外流，不但削弱企业领导力与创新能力，也减少知识溢出效应，更难培育具全球竞争力的企业。
卡尼政府现时积极推动重工业与高技术产业发展，若能同步改善企业扩张环境、资本市场活力与制度诱因，将更有助提升人才留加机会。比起单纯与多国签署合作备忘录，更重要的是打造具规模与活力的市场土壤，让企业愿意投资、扩张并创造大量高薪职位，人才方有留下来发展的理由。
文：廖长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