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仁心】在特朗普政府關稅威脅的背景下，加美關係趨於緊張，推動市場多元化、購買國貨、減少南下旅遊等鞏固我國經濟的行動，成了社會主流聲音。然而，有報告顯示人才仍持續流向美國，反映影響人才選擇的核心，乃制度環境與市場機會，而非短期政治情緒。
這現象揭示的，不是所謂愛國與否的問題，而是兩個緊密相連的社會在經濟結構上的差異。了解其中原因，才能制定長遠發展策略，避免制度競爭力被逐步侵蝕。
最能提升生產力群體
多倫多道明銀行旗下的道明經濟研究院 (TD Economics)新近公布報告指出，我國技能人才正以「無聲」方式流向美國。
所謂「無聲」，是因為不少人才是透過 TN 簽證(美國針對加拿大與墨西哥公民的專 業工簽類別)、短期工作簽證或企業贊助等方式赴美。這些流動往往不會完全反映在傳統永久移民統計之中。
報告指出，外流現象集中於最能提升生產力的群體。例如STEM畢業生的留加率低於其他科系；博士人才在畢業後5年內離境率最高；國際學生中表現最優秀者的離境率，是本地優秀學生的兩倍；而高學歷技術移民的離境率，亦高於低技能移民。
人口南遷是個老問題
人口南遷，其實在加拿大立國以前便已出現。
1861年，加拿大人口約320萬。在往後40年間，人口自然增長約300萬，加上約200萬移民，人口理論上應超過800萬，但1900年實際人口只有約530萬，顯示當時有大量人口外流。
去了哪裡？
1900年，美國境內約有120 萬加拿大出生人口。加人南遷的趨勢其後長期持續。1870至1970年間，美國境內海外出生人口中，加拿大人的比例從未低於十二分之一。1960年，美國境內的加拿大出生人口數量甚至多過整個拉丁美洲的移民總和。直到1980年，墨西哥裔美國人的數量，才首次超過加裔美國人。
這段歷史說明，加美之間的人才與人口流動並非近年現象，而是北美經濟長期形成的結構性特徵。
前強後弱的結構難題
在加美經貿博弈中，美國市場之巨大是一個無法忽視的現實。但問題不只在商品與產業的貿易層面，更涉及經濟結構與市場活力的競爭。
TD 的報告指出，我國面對的並非教育或人才不足，而是制度環境未能提供足夠回報，令高技能人才在跨國比較下選擇離開。我國在高等教育與科研方面表現突出，但在技術採用、企業擴張、資本市場與商業化能力方面，明顯落後於美國，形成 「前端強、後端弱」的結構。
此外，企業規模結構亦不利人才發展。小企業比重過高，中型成長企業不足，難以提供高薪、股權與大型技術團隊等成長機會。
報告認為，較高的邊際稅率及較低的稅階門檻，削弱了中高收入專業人士留加的誘因；而企業稅制複雜，亦可能令部分企業更傾向稅務規劃而非擴張投資，進一步降低對高技能人才的需求。
錨定人才是關鍵
我國是全球其中一個最受嚮往的國家，吸引移民並非難題，真正挑戰在於錨定人才。高技能人才外流，不但削弱企業領導力與創新能力，也減少知識溢出效應，更難培育具全球競爭力的企業。
卡尼政府現時積極推動重工業與高技術產業發展，若能同步改善企業擴張環境、資本市場活力與制度誘因，將更有助提升人才留加機會。比起單純與多國簽署合作備忘錄，更重要的是打造具規模與活力的市場土壤，讓企業願意投資、擴張並創造大量高薪職位，人才方有留下來發展的理由。
文：廖長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