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华裔家长Jasmine有话说 118】
我就糊涂了。“Pathway”这个词意思明明是通道,怎么就变成了“救生艇”?
作者阿朗抱怨了几句救生艇计划,然后就引发了星岛日报上一场论战。
说论战,其实也不对。因为基本是鸡同鸭讲(no offence)。各人对词义的基本理解都不同。
因为,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
但是任何辩论都是有益的。好处不在于说服对方,而在于激发旁观者的思考。所以我就浮想联翩了。
最刺眼的,当然是“恩赐”这个词。我还以为我穿越回“山呼万岁”的时代了。
二十一世纪,人人精神平等,人人拥有独立的主权和尊严。虽然世界上有另一个社会系统存在,但是在加拿大这样的自由世界里,任何人得到的任何东西都非受人“恩赐”,而是来自于自己的努力和人类社会拥有的高贵的“compassion”。
加拿大本地人不需别人恩赐,我们移民不需别人恩赐,Hong Kong Pathway的申请人不需别人恩赐,阿富汗和乌克兰的难民也不需别人恩赐。
我相信加拿大政府在救助处于即时危机的难民时,并非出于高高在上的恩赐心态,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作出的必然选择。
因为,对这个永恒熵增,永恒混乱的世界,如果有能力的国家选择对其他地方的苦难不管不顾,不进行负熵努力,那么迟早,劣币必然驱逐良币。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一起沉没。
可以把这种看似没有回报的“利他”行为看做一种高级的“利己”。
但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恩赐”。
然后,我翻到最早阿朗的“幸存者偏差”,仔细看了几遍,没有看到他任何地方抱怨了“不公”。
他先写该计划早期和后期审批时长的变化,只不过是事实讲述。
他随后写到后一批审批时间变慢者内心的焦虑。也还是事实讲述。
面对不确定性,面对自己无力掌控的局面,内心焦虑,不正是最正常的反应么?谁没焦虑过?很难理解么?
他又写到一些年轻人选择离开回港,因为不确定的等待是“比辛苦本身更难承受”的沉没成本。
这一点更好理解了。我个人曾经经历过漫长的“奥德赛”时期。那时我常会突然跳上火车或者大巴,离开我居住的地方,出去喘口气,过几天回来,再继续忍受“不确定”的煎熬。如果我不临时跑动一下,我觉得我都要窒息 。我太能理解“不确定的等待”这种沉没成本了。
那时候我倒也不是没吃没喝没钱花,生存压力是没有的。可是这并不能让我的煎熬减轻半分。所以,我对阿朗提到的申请者状态,感同身受。
“感同身受”这个词,和“Empathy”基本同义。我一直觉得,“Empathy”,是人类精神中最高级最有价值的部分。正是因为人类有同理心,能共情,人类才终于逐渐走出中世纪的黑暗,摆脱遭奴役的命运,得到今天的个性自由和个人尊严。
我一度以为“Empathy”是一种人人具备的基本元素,后来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有些人吃过苦,看到又有人吃同样的苦,就能理解和同情。另一些人就不一样。他们会觉得,那份苦我吃过,我都挺过来了,你凭啥不能吃这份苦,凭啥抱怨?
“Empathy”,是一种能力。
要是我目前也被卡在审批中,我也要抱怨加拿大政府官僚作风,效率低下。(其实阿郎一句也没有抱怨)。
因为抱怨是我的权利。言论自由是我的权利。难道因为我还没有加拿大身分,我就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
如果不允许抱怨和批评,这个理念很美好,实操很潦草的政府,怎么能进步?
如果不允许抱怨和批评,进而干预,那文明国家是不是就该对世界上苦难深重的国家置之不理,视而不见?那些国家的老百姓,是不是就活该承受苦难的命运?
要是地球这艘“救生艇”用这种“人人自扫门前雪”的方式运行,很快就该沉没了。
所以话说回来,抱怨归抱怨,加拿大依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之一。
因为加拿大认可老百姓抱怨的权利。
孩子宿营三天回来,我去学校接。他飞奔过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扑进我怀里。
这次宿营在岛上。骤然降温,岛上风大。他依然穿短袖,穿凉鞋,(不是我没有准备外套和靴子),冻足三天。营地几乎不提供肉食,晚上蚊虫叮咬无法入睡。所以他的鼻涕是受寒,他的眼泪是想家。他“受苦”了。
他一出发,我就极度担心。到他扑进我怀里,我悬著的一颗心才放下来。
但是我心底一个角落在幸灾乐祸:谁叫你不听话,这下受罪了吧。
我的“Empathy”,也依然有待修练呢。
撰文:语冰
图片: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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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湖南人,厂矿子弟,移加二十余年。两个孩子的母亲。重构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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