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y Gentle倒下时正是因为身体不适在家休养，他称自己连站起来也没气力，“我呼吸急促，肺都要塌下来了。基本上站起来就跌回到原来的位置去。”
“我喘不过气来，汗流浃背。我快昏迷了。”
Ray Gentle的妻子马上致电911让救护车送他到多伦多Humber River医院，医护人员根据他的症状，立刻就怀疑他感染了新冠状病毒，结果如他们所料。
这位55岁，有三个孩子的父亲Ray Gentle(下图右)结果在病床上使用呼吸机躺了一星期，他对Global News记者说：“我完全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感染了病毒。”他强调，“简直难以置信。我一直在家，没有出去公众地方。”
Global News电视台拍摄了一个专题，带大家深入ICU病房，了解一班医护前线如何分秒必争抢救染有新冠病毒的病人。
市府和省府虽然逐步解封，但前线医护人员相信这场仗还要打下去，仍要继续对抗这种不能完全明白的隐型敌人。
内科和深切治疗专家Jamie Spiegelman 医生(下图左)说，“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病毒，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如何运作，它去哪里，以何种方式侵袭我们。这是不可预测的。”
Gentle身处的医院其实正是为此而设计和兴建的，2003年因SARS启发了而建造。
医院院长兼首席执行官Barbara Collins说：“当我们在兴建时，就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SARS的存在，也明白如果发生大流行，你要怎样做让它成为一个更健康、更安全的环境。”
这家拥有656张病床位的医院有最先进的通风系统，“100%新鲜空气”(不作循环)。当中85%的房间都是附私人浴室的单人房，其中80间配有负压。
院长Collins说：“我们的走廊、门廊开得更宽，建筑面积更大（167,225平方米），所有这些都允许‘社交距离’，这是我们在设计这栋建筑时想不到的。”
虽然拥有优良设施，但医院前线员工在过去七星期仍然感到焦虑，因为他们亲眼目睹新冠状病毒的厉害。
新冠病毒不挑人 无论贫富老幼都有机会病重
Spiegelman医生说：“老年人肯定比年轻人病得更重，但我们也见过一些年轻人病得很重：一个23岁的女人，我们楼上有几个40多岁的人，都是用上呼吸机的危重病人。”
“病毒不会挑人的，无论贫富、老幼。如果你得了这种病，身体反应不好，那就是重病了。”
Susan Tory医生是一名内科医生，也是一名 “住院医师”（hospitalist），在一些医院里，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鲜为人知的职位，负责照顾生病但病情稳定的住院病人。这其中包括该院约80名新冠状病毒患者中的大部分。
她说：“在一个普通的日班里，我们可能有14到16名从急症医生转过来的病人 ; 我敢说至少有一半的人怀疑感染了病毒。”
Tory医生接受采访这天的第一项工作是治理一位新入院的确诊患者，一名60多岁的男性，在家隔离期间，出现呼吸困难，后被发现昏倒在家里的地上。
Tory医生和他的女儿在电话谈过后告诉记者：“听起来这个病人是一个非常坚忍的人，尽量避免到医院来，他的家人后来催促他来寻求帮助。”
然而家人却不能来探望他们。“这是很困难的。有些病人经历了重病。在那些压力很大的时刻，每个家庭成员都想在那里牵着他们的手，而他们却不能来。”
家人不能来，Tory医生一边牵着病人的手，一边花时间陪他聊天，密切关注他的病情。她和同事已经看过新冠状病毒可以多么快地恶化。“最棘手的问题是，病情发展非常迅速。”
Tory医生说，“这很快就成为了一种熟悉的模式 : 患者会有长达10天的流感样症状。然后肺部迅速发炎并充满液体。”
“这是相当一致的，实际上非常可怕，病毒给自己九天的时间去传染别人，在一个人变得非常，非常虚弱之前。”
为病人呼吸机插管 争分夺秒
这时医院内一名62岁的女病人情况恶化，团队正准备给呼吸困难的她插导管。
Spiegelman医生说：“她没有得到足够的氧气。我担心她会虚弱至停止呼吸。”
插导管是指将呼吸机的管子从病人的嘴里插进通向肺部的气道。它对病人和医务人员都有风险。新冠状病毒是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的，通常当感染者咳嗽或打喷嚏时，插管会产生被污染的气溶胶颗粒。插管程序完成后，医生会假设病毒在室内空气中传播30分钟。
深切治疗科专家Keren Mandelzweig医生说。“在新冠状病毒之前，如果必须给人插管，我们戴上口罩便冲进病房，但现在一切都不同了。”为了自身的安全，医院工作人员重新制定了行动计划，部署了额外的PPE(个人防护装备)。
Spiegelman医生说：“做任何事情都要花两倍的时间，因为我们必须穿上所有的防护装备，”只有很少的医护人员能够进病房去，其他人在房外戒备以防万一，事实上真的有突发事情。
在插管程序开始了几分钟，一名医生求助，他需要治疗心脏骤停患者所需的设备。在插管的过程中，这名62岁的女病人氧气水平直线下降。大约10秒钟后，她的心脏停止跳动。
另一名职员马上冲到走廊将心脏急救仪器送入去，警报响了起来。一小群医护人员聚集在病房外，焦急地从门窗向外张望。里面的医生进行了胸外按压。最后，他们救了她的命。
Spiegelman医生说自己做了插管好几千次，但新冠状病毒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患者的氧气“储备”异常低。一旦医生取下病人的氧气面罩插入插管，他们必须迅速地行动。
“大多数病人，如果你给他们吸氧，他们至少有几分钟的时间就好了，血氧饱和度不会下降。这些新冠状病毒的病人，一两秒之间或在除去氧气面罩后，他们的血氧饱和度会从90%左右，几秒钟内降到30%或20%。这使得给这些病人插管变得更加困难。你必须尽快把呼吸管插进去。”
这位女病人情况仍然危殆，有研究指出要用上呼吸机的新冠状病毒病人大都不能救活，但医生仍然不愿放弃。
Mandelzweig医生说：“看着他们这样，却不能尽我们所能帮助它们，这真的很令人沮丧，非常可怕。”
女医生下班回家和丈夫女儿共聚、与爸爸视像聊天
Tory医生今天的工作结束了，她邀请意Global News电视台记者回家见见她的家人 : 她的丈夫Jamie 和两个女儿，6岁的Pipe和3岁的Reese。
Tory医生称在疫情开始时，家里也曾讨论过她应否暂时到其他地方住，她也承认自己也担心家人的健康 ：“它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我只是尽可能地小心。”
她也担心自己将医院里的感情上的压力带回家里：“你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试着在回家的时候放手。但这并不总是可能的。”
她说其中一种减压方法是和朋友、家人倾谈，包括他的爸爸，多伦多市长庄德利（John Tory)。
庄德利接受Global News采访时说：“我为Susan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我也为她感到骄傲。她是谁比什么都重要 : 她是一个富有同情心、有信心、有爱心的人，她把自己这些性格特质运用到医生的工作中去。”
Tory医生和爸爸都在对抗疫情，Tory医生亲眼看到了她父亲封城得到的成绩 : 医院空的病床出乎意料的多，病床上的新冠状病毒病人比他们预期要少。
作为重症医生，Tory 医生不讳言她们有着情感上的压力：“我和其他所有前线医护人员都试过回家后哭了，说到底，我们是人也会情绪化，但这没关系。我很幸运有家人的支持。”
世界各地的家庭被这种病毒逼得支离破碎，而少数勇敢的人正冒着自己的健康危险，奋力一搏，以确保我们都能安全团聚。
(图片：Global News) T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