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朱元璋以残酷镇压功臣和贪官立威，他的理由是元朝灭亡，在于“以宽失天下”，于是他一上台，改以严猛救国。
但这句话以讹传讹，或者没有看上下文，变成了“元以宽仁失天下”，以为“宽”就等于“仁慈”。
一字之差，谬之千里，朱元璋原话的“宽”，指的是放纵。元朝是游牧民族马背上建国，将人分三六九等，对于治下大多数的中原和南方的汉人，本来就没有甚么仁慈的立心。但蒙古人懒于管治，纵容官吏贪污枉法，横行地方，不在话下；即使法令严苛，但疏于执行，审案马虎，定罪过程拖拉，即使定罪，也很容易获释。结果就是吏治腐败，治安不靖，天下大乱。
元朝败之于宽，与今日之西方不无异曲同工。西方以耶教立国，耶稣以爱教化世人，与儒家的“仁”异曲同工，但接受耶稣的大爱，基督徒要有自律的前提，但对于恶人，上帝的审判也十分严厉。
朱元璋反对元朝的“宽”，因为“小人但喜宽”。放纵的管治，得益的是小人和罪犯，也在今日西方社会应验：获包容的不但有初来乍到的难民，还有“零元购”分子，对店舖盗窃不满950美元者，一概“小罪从无”；加拿大警察对盗窃汽车的惯犯，通常也是两手一摊，很少能成功入罪。加州的政客力主裁撤警力，监狱是压逼人性的罪恶制度，把人关起来是政治逼害。他们还批评日本保留死刑，认为死刑违反人道的大原则，完全不追究死囚到底犯下的是怎样天理难容的罪行。
中国先秦早有“宽猛相济”的智慧：宽的是奉公守法的良民，避免盘剥压榨；“猛”针对的是吏治严明，打击罪犯。今日的西方，想要重拾猛政，如马斯克兴冲冲执掌政府效率部，结局必然是败兴而归。
前新闻工作者
多媒体社会评论人
陶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