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米言法】我们常常说，公平审判的核心，在于透过公正、公开及符合法律程序的方式，尽可能还原案件事实、追求真相。真相是司法裁判的基础，如果说公平审判是真相得以被发现的重要保障，证据则是真相的重要基础。虽然证据本身并不等同于真相，但是司法通过对证据制定类别以及评价规范，方能逐步并尽量还原事件的全貌。在认定的事实基础上，司法才能达到最接近公平的裁决结果。
加拿大最高法院在2026年7月末的判例（2026 SCC 29）中就明确，当一方当事人销毁或隐匿相关证据时，法院必须推定该证据对该方不利。
在SS&C Technologies Canada Corp. v.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Corp. 的裁决中，SS&C是一家向金融机构提供市场定价数据的加拿大公司。
1999年，SS&C分别与纽约梅隆银行（Bank of New York Mellon，简称BNY）及关联公司CIBC梅隆签署了数据提供协议。根据协议，银行承
诺不向其他公司（包括其关联公司）分享数据。到了2011年，CIBC梅隆终止了同SS&C的金融数据服务。可是在2016年，SS&C却发现，尽管他们之间的协议早已终止了5年，但 CIBC梅隆却一直从BNY免费获取相关数据。
SS&C要求BNY行保留相关讯息，以记录资料的再分发的情况、数据接收方以及银行因此而获得的收益，但BNY拒绝了这项要求。随即SS&C终止了与BNY的协议，诉讼拉开了序幕。
本文就不赘述在安省庭审和上诉法院关于赔款金额的部分，而着重解释在上诉法院以及加拿大最高法院关于向法庭隐密证据而构成的销毁证据（Spoliation)的原则。
根据安省上诉法院2024年的判决（SS&C Technologies Canada Corp. v.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Corporation, 2024 ONCA 675）的第155段，所谓销毁证据，乃“当事人必须证明：(i) 相关证据已被销毁；(ii) 存在已启动或尚在进行中的法律程序；并且 (iii) 销毁行为系故意为之，且表明存在欺诈或意图隐瞒真相。”司法上的“并且”是一个逻辑关系，即三个条件必须全部成立。
三个条件中大约最难证明的就是“销毁行为乃故意为之”，在第156段，霍里根大法官（Hourigan J.A.）表示“意图包含两个要素。仅通过文件销毁就证明出于故意尚不足够；主张方还必须证明存在‘旨在阻碍诉讼中对该文件的使用、掩盖真相并进而影响诉讼结果的恶意企图’”。
在这个案件的事实中，“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该方是否收到了‘证据保全通知’。此类通知要求接收方妥善保存与正在进行或预期发生的诉讼相关的各类文件资料。
在本案中，SS&C公司的代理律师 Chris Paliare 致函 BNY 高层，阐明了其委托人关于这起预期诉讼的立场，霍里根大法官称赞SS&C公司“此举十分明智，因为它消除了任何疑虑，确保BNY充分知其有义务保存相关文件”。
有了“故意为之”的事实认定，上诉法院采纳了一系列的推论，并认定BNY故意拒绝提供所要求的数据，意在掩盖本案诉讼中的真相。在这个基础上，加拿大最高法院进一步明确“认定有证据毁损行为，须根据可能性权衡标准证明以下要素：(1) 证据被故意销毁、窜改、损毁或隐匿；(2) 在证据被销毁时，诉讼程序正在进行或可合理预见将发生诉讼；(3) 该证据与相关诉讼具有关联性；以及 (4) 可预测可合理预见将发生诉讼”。
一旦法院认定有证据毁损（spoliation）行为，“即产生一项可反驳的推定：即被毁损的证据对实施毁损行为一方的案情不利。被指控实施毁损行为的一方可对上述任一或多个构成要件提出抗辩，因为认定存在证据毁损行为必须同时满足这四个要件。若该方无法反驳‘毁损证据对其案情不利’此推定，则该推定即具有强制性，法院必须据此作出不利推论”。
即，“一旦证实某方当事人隐匿或销毁了证据，对方当事人即可依据该销毁或隐匿的事实主张一项推定，即该被灭失的证据对实施灭失行为的一方当事人的案情不利”。
最终加拿大最高法院支持了SS&C公司的上诉。为一宗10年的案件（自庭审开始计算）画上了句号。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了解到虽然证据并非等同于真相，但却是发现真相的工具。当明知有可能诉讼，证据和诉讼又有关联，却无视保存并提供证据的重要性，且无法提供该证据时，当事人就要准备好法院会对你作出不利的推论。诉讼双方当事人都可以相互提醒，告知对方保存相关文件的义务，让证据得以保存并真正发挥还原事实真相的功能，还真相一个公道。
撰文：吉米言 (卑诗公益法律服务社团 Access Pro Bono Society of BC 法律义诊服务总管及资讯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