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仁心] 讲到民主政制，不少人会联想到选举投票，以及国会辩论时唇枪舌剑的场面。然而，这些只是制度运作的一部分。
联邦自由党政府近日提出调整下议院委员会政党代表比例的动议，正好反映民主制度在细节层面的实际运作，也凸显反对党在议会中的角色。
委员会审查角色最实质
我国采用西敏寺议会制度，法案一般需经一读、二读后，交由委员会详细审查，再返回议会进行三读表决。二读的功能是确立法案原则，而委员会则负责逐条检视与修订，是立法过程中最具实质内容的阶段。
委员会组成通常以各党议席分布为基础，由议会动议确定。少数政府不单在全院表决时需与其他政党协商；在委员会审议阶段，亦往往要作出让步。
如今自由党在议席上取得优势，要更有力推动政策，当然跟手调整委员会比例。以配合新的权力结构。
改动比例的冲突点
上届大选后，下议院于去年6月一致通过“4-4-1”比例（4个自由党，4个保守党，1个魁人政团）。现在自由党提出改为“7-4-1”。
从“多数政府模式”的角度看，此举理所当然，正如自由党国会众议院领袖麦金农（Steven MacKinnon）所说，这是一个有“长远传统的原则”。
问题是，如今的卡尼政府是“非典型多数”，并非通过大选一次过取得民意授权产生。就如魁人政团党领布兰切特（Yves‑François Blanchet）所说，“这个政府并不是以多数政府的身份当选的”，而是靠拉拢跳党集成，却在取得多数后第一时间修改议会规则，“使之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党派利益”。
落实制衡的重要机制
民主体制的价值，不只在于选举，更在于立法过程中，代议士可审查、修改，甚至拦下政府的法案。
国会委员会正是担负这种“阻头阻势”功能的平台，是民主制度中确保政府权力受到制衡的重要机制。
举个例。自由党政府于二月份提出《C-15》预算执行法案，其中包含修订《减少繁文缛节法》（Red Tape Reduction Act），以增加效率为由，授权部长在特定情况下，临时豁免国会通过的法律，变相给予政府绕过法律的权力。
在长达630页、技术细节繁多的法案中，该修订仅占极小篇幅，若非委员会深入审核，一般公众难以察觉其对国会监察权的侵蚀。
经委员会审查后，增加了关键的法律与行政护栏，包括明确规定十多项监察与问责相关的法律(如隐私法、审计长法、选举法）不得被豁免；加增严格咨询和公众发布要求，确保整体制度受到国会监察。
非典型多数的授权挑战
自由党改动委员会比例，进一步放大卡尼“非典型多数政府”的授权质疑。
支持者会指出，议会本来就是动态运作，多数与少数可以随时间改变；议员过档亦属制度容许的选择。
然而，民主制度的稳定，不仅依赖规则本身，也取决于公众对结果的接受程度。当制度运作与民意感知之间出现落差时，即使程序上完全合法，仍可能对社会信任造成压力。这也是为何部分民众会认为现政府“名不正言不顺”的原因。
以实绩化解程序争议
要化解这种社会分歧，不外两条路：一是透过新一轮大选重新确认民意授权；二是由政府在现有框架下交出具体施政成果，争取公众认同。
在现时的大环境下，短期内再次举行大选未必符合整体利益。卡尼政府若能把握微弱多数的优势，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等方面交出成绩，令民众信服，是更为可取之途。
交由选民作出评价
当然，政策见成效需时，要避免社会分化在短期内加剧，自由党在推动法案时，更需要展示对反对声音的尊重与认真回应。
在4月13日赢得3场补选后，卡尼谈及将修改委员会比例时，指反对党“作秀”影响效率，这种说法不很厚道。对执政党而言，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在野党“陪跑”走个程序，然后所有法案顺利过关；但这从来不是反对党的功能。
反对党是否凡事为反对而反对，只求令政府施政不彰而滥用机制，最终仍交由选民会在下次大选中以选票作出评价。
执政党不宜只诉诸“效率”，将所有监督视为无理掣肘；在健康的民主制度中，这些阻力，往往正是防止权力失衡的必要力量。
文：廖长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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