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报道
安省法院法官审理一宗华裔青年被控酒驾案件，被告透过代表律师递交审理“案中案”申请，被告认为警员要求他提供酒精测试与及后调查，没作出予他寻求法律意见及律师代表的警诫，令他在欠缺适当法律代表情况下被起诉，认为口供及酒精纪录是违反人权下录取，属不合法，但法官认为警方已依足警例做事，驳回其申请且判其醉驾罪成。
据安省法院文件显示，涉案华裔青年在约克区内驾车期间被警员截查，警员与其倾谈后很快便怀疑他酒后驾驶，要求涉事华裔青年提供路边“吹气”测试，初步显示驾车的华裔青年体内每100毫升血液中含有110至130毫克酒精，他被警员带返警署进行更精密之酒精测试。
负责向被告进行酒精测试的技术员Andrew Milliard之记录指出，疑醉驾的华裔青年被送往约克区警队第2分局进行呼气测试。Andrew Milliard表示他当时依照《警务法》，为该名华裔青年量度身体状况及进行测试，在首次警署内测试结果，显示其体内酒精含量是每100毫升血液含有131毫克酒精；相隔约20分钟后的第2次测试，其体内酒精含量是每100毫升血液含有117毫克酒精。
警员指依足警例测试
依照《警务法》路边截查怀疑酒驾者时，唯恐有司机可能刚用过含酒精之嗽口水或正在车上吸烟，警员需于现场分别等候5分钟及15分钟，待有机会影响“吹波仔”测试仪器的元素清除后，始正式进行具纪录的测试；执法的警员在庭上被控辩双方律师交叉盘问时，指出这是他在警校受训的基本知识，他当时亦依照此警例执法。
负责截查该名华裔青年汽车的警员简恩(Yasir Khan)作供表示，他于案发凌晨驾驶警车作例行巡逻，发现一辆Dodge Ram货车，在时速限制为60公里的路段，以时速高达95公里行车，他顺利截停该华裔青年所驾驶的货车，并告知他因怀疑其超速而截车，该警员发现司机反应缓慢，警员询问华裔青年有否喝过什么，当时该华裔青年答道：“喝了一罐啤酒。”
简恩要求司机进行“吹波仔”测试，但见到涉案司机正在吸烟，警员要求他弄熄烟头，并等候5分钟，再进行“吹波仔”测试，仍发现其体内血液酒精含量超标。简恩表示，他向涉案司机作出了警诫，提到他有权聘请法律代表陪伴助查，当时涉案司机表示：“明白”，警方问他有否什么想说，涉案司机回答：“没有，我有漫长的一天。”
根据警方呈堂的录取口供纪录，指出警员简恩于拘捕涉案华裔司机后，问他：“想不想现在致电律师？”华裔青年答：“……好。”警说：“现在我们会往警署，你有否律师代表，抑或想找当值法律代表协助？”华裔青年说：“不，我没有律师。”警：“那警方助你联络当值法律代表，好吗？”华裔青年说：“好。”
法官指时间虽有落差 但没影响结果不违规
酒驾华裔司机的辩护律师指，其当事人被捕后，以为若自己没有律师的话，唯一选择是接受警方安排的当值律师协助，没有想过是可以致电朋友求助；不过主审法官认为当时警方曾问他有否其他要求，被告没有提到想致电朋友，认为警方在处理拘捕过程时，没有违反警例及人权宪章；至于在测试时间有落差的投诉，因为对结果没有影响，所以裁定被告酒驾罪成。
辩护律师在该“案中案”中，提到其当事人被问到可找自己认识的律师，若没有则可要求当值律师协助，辩护律师指警方所言，令其当事人误以为如自己没有相熟律师，向警方提出请当值律师帮助是唯一可行途径。
辩护律师向法官表示，事实是其当事人是可以透过向朋友求助，寻找可协助的律师，然而警员却没有提出此选项。
法官指被告没主动提要求
被告代表律师续表示，另一警方程序有问题之处，是警方拘捕其当事人时，真实需要的时间与警方纪录上有落差，辩护律师指警例提到，若被截查须进行路边“吹波仔”测试的司机，若正在吸烟，警方应等候至少10分钟才可进行相关测试，但执法的警员却仅等候了不到4分钟，便要求其当事人进行路边“吹波仔”，此举明显违反了警例规定，辩护律师认为控方此方面供词，违例在先，不能成为合法呈堂证供。
然而安省法院主审法官布尔克(Justice Bourque)在判词中表示，案中被告在警署拘押期间，曾3度向警员提出请求，包括可否如厕及可否好好安置其外套等，但却没有主动向警员提到可否致电朋友寻找律师陪同。
法官认为警方是可以更清楚地，给予当时于警署拘押期间的被告，可有其他选择，但事实亦显示当时被告没有提出此请求，法官表示其有理由相信，被告遭拘押期间本身也不肯定其友人是否可以为他找到代表律师。
至于辩护律师有关警方执法程序上的落差，法官认为警员在此方面是有所不足，但此不足对于被告呼气测试的整体结果，带来重大影响，故驳回被告所提的“案中案”复核申请，并裁定案中被告酒后驾驶罪名成立。本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