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欧洲政界多次就“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中国产能过剩”以及“官方补贴冲击欧洲本土制造业”等议题表达关注。
今年6月22日，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呼吁全球领袖商讨人民币汇率问题；而此前，德国总理默茨亦表示，欧盟正面临与货币被低估高达30%的国家进行竞争。尽管他未直接点名中国，但欧洲舆论普遍认为，偏低的人民币汇率显著提升了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相关情况正日益引起欧盟内部的忧虑。
非单纯经济问题
或许，这类论调早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命题，而是地缘政治上的角力而已。
简单来说，货币被贬值后，可以能显著提升出口竞争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并带动旅游业。这不仅能降低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售价、强化海外竞争力，还能拉动国内就业，保护本土产业免受外国廉价商品的冲击。
以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为例。1980年代前半期，日本凭借较低的汇率与强大的制造业实力，主导出口导向型经济，对美国市场造成巨大冲击。当时日本产品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惊人，涵盖了超过50%的工具机、30%的汽车、20%的半导体设备，以及绝大部分的消费电子产品。
与此同时，美日之间存在巨大的贸易赤字。1985年，美国的贸易逆差达1485亿美元，其中仅日本就占了三分之一（约497亿美元）。面对此等局面，美国自然深谙“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道理。
“设局”逼升日圆
为了扭转巨大的贸易逆差，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美、日、英、法及西德五国于1985年9月22日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了《广场协议》（Plaza Accord）。该国际协定旨在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促使美元对日圆及德国马克有序贬值，以缓解美国当时面临的沉重财政与贸易赤字压力。
在协议签署前，市场汇率长期于1美元兑240日圆的水平窄幅徘徊。然而，在随后的3年，日圆兑美元迅速升值，一路升至约120日圆兑1美元，升幅高达1倍。
苦了日本 乐了美国
结果是，日本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一夕消失，热钱随之涌入，引爆了日本国内疯狂的资产泡沫。当这场泡沫于1990年无情破裂后，日本随即陷入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停滞与通货紧缩，步入所谓的“失落30年”。
反观美国，在《协议》签署后的短短两年间（至1987年），美元汇率大幅下跌约30%至50%。这让美国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报价变得相对便宜，成功重拾价格竞争力，顺利走出了逆差阴霾。
40年前，美国带头对日本软硬兼施，逼签《广场协议》。如今，欧洲政客真的是食髓知味，竟希望中国会签署新的《广场协议》，最终目的就是希望人民币“主动或被迫”升值，导致出口减弱，再主动拯救欧洲经济，以“缓解中欧贸易失衡与保护欧洲制造业”。
不过显然中国不是造成欧洲经济引擎熄火的主因，德国基尔研究所今年6月发布的报告明言，“德国经济引擎熄火，中国顶多占1/3原因，德国和欧洲自身问题更大”。
“只有我才可以富有”
此情此境，不禁让人想起一个著名的经济学说。英籍韩裔经济学家、现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经济学教授张夏准（Ha-Joon Chang）曾提出“踢开梯子”（Kicking Away the Ladder）理论，正切中当前的局势。
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指出，英美等发达国家曾靠着“高关税、政府补贴、技术抄袭”这条秘密梯子，才得以爬上财富与经济霸权的顶端。然而，当他们自己暴富之后，为了防止发展中国家追赶上来，便反手“一脚把梯子踢开”。
他们站在高处垄断利益，同时道貌岸然地强迫发展中国家：“你们必须实行自由贸易、不准实施产业保护政策。”其本质，就是“富国俱乐部”眼见后发国家即将追随其后登顶，企图联手将当年的发展梯子彻底踹断。
“中日结构相去甚远”
那么，欧美如今试图逼迫“人民币升值”的计划究竟会不会成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奥地利时政论坛（tkp.at）一篇题为《默茨、人民币与广场协议类比的局限性》（Merz, der Yuan und die Grenzen der Plaza-Analogie）的文章，便清楚剖析了欧美此举注定失败的原因。
文章作者约亨．米奇卡（Jochen Mitschka）指出：“如果仅将1985年对日本的强迫‘遏制’视为2026年的翻版蓝图，不仅忽略了当年东京与今日北京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也忽视了欧洲自身现今远未形成当初作为《广场协议》先决条件的统一阵线。然而，这种‘关起门来谈论中国’而非‘与中国携手合作’的讨论方式，本身就证明了欧盟政客在思想上，距离适应‘多极化世界’的思维仍相去甚远。”
中国不会重蹈“失去的三十年”之覆辙
1980年代的日本仍在政治与军事上高度依赖美国，面对压力只能屈服，被迫接受日圆升值以削减对美贸易顺差。相比之下，如今的中国经济体量庞大、产业链高度独立，且握有完全的政治主导权。外部势力根本不可能重演当年的历史去逼迫中国签署不平等协议，中国也亦不会重蹈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之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