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国葬仪式于7月初举行,移灵路线横跨多个城市乃至邻国境内。根据伊朗官方发布的日程表,哈梅内伊的公众悼念与遗体告别仪式将于7月4日及5日在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举行。随后,灵柩将移送至什叶派圣城库姆,并应邻国伊拉克方面要求,展开跨国移灵短暂进入伊拉克境内。最终的落葬仪式,则定于7月9日移送回伊朗,在其东北部家乡圣城马什哈德举行。
预计千万人送别哈梅内伊
伊朗官方预计首都德黑兰等地将涌入1500万至2000万人次送别哈梅内伊,这将是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之一,不仅反映出哈梅内伊在伊朗国内的尊崇地位,更再次将这个中东大国独特的政治体制推向国际镁光灯下。
说到各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大家或许听过“总统、总理、首相、主席、总书记、埃米尔、总督、国王、亲王”等林林总总的称呼。偏偏唯独伊朗,诞生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专属职衔——“最高领袖”(Supreme Leader)。究竟这个听起来十分神圣的职位,在伊朗实质拥有怎样凌驾一切的终极权力与至高地位?
“神权”凌驾“世俗”
其实,在伊朗独特的政治体制中,最高领袖的权力远在总统之上。身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和军事统帅,他牢牢掌控著国家的关键人事与大政方针。



一方面,最高领袖拥有绝对的人事任命权,有权直接或间接指派国家众多核心职位,包括司法系统首长、国家广播电视台台长、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代表,以及宪法监督委员会(Guardian Council)半数的核心宗教学者。
另一方面,他也负责制定并监督执行国家的总体大政方针,从根本上主导著伊朗的国家走向。所谓“最高”,意指在国家、政党及特定制度中,拥有最终决定权与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统治权威。
权力远大于总统
根据伊朗宪法明文规定,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其政治地位实际上在最高领袖之下。在具体运作中,总统虽然实行总统内阁制,身兼政府首脑与行政部门的首长,并在正式外交场合作为国家元首对外代表伊朗,但其本质上仍需向人民、议会以及最高领袖负责。如果总统中途想要辞职,甚至必须亲自向最高领袖递交辞呈。
简单来说,伊朗总统更像是打理国家日常行政的“大管家”,而掌握国家终极命脉与军事大权的,永远是坐在幕后的“最高领袖”。
终身制架构:40多年仅三人掌权
而最高领袖亦是采取“终身制”,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也只经历过三位掌权者。第一代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创始人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第二代是统治长达30多年的哈梅内伊(Khamenei,于2026年7月举行葬礼仪式);而最新接任的第三代,正是其儿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Mojtaba Khamenei)。
伊朗曾是君主制国家
事实上,伊朗现行的政教合一体制,源于1978年爆发的伊斯兰革命。在此之前,伊朗实际上是一个由巴列维王朝统治的君主制国家。


巴列维王朝的第二任、同时也是末代国王(沙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自1963年1月起大力推行著名的“白色革命”(White Revolution),倾全国之力推动伊朗的经济转型与社会现代化。
推土地改革与社会世俗化
当时,他将大地主与王室的土地重新分配给约250万户农民,借此削弱传统封建势力;同时创立“知识军团”与“卫生军团”,大幅提升乡村识字率并改善公共卫生。此外,王朝更赋予妇女投票及参政权、限制一夫多妻制,并透过丰厚的石油收益强力推进工业化,甚至推动工人享有企业利润分红。
随着全球油价持续走高,1970年代末的伊朗已一跃成为全球第19大经济体,更是中东地区无庸置疑的经济火车头。在经济蓬勃发展之下,国内百万富翁遍地,社会生活极尽繁华。当时德黑兰街头汽车普及率极高,到处都是现代化景观,女性更享有高度的穿着自由与社会权利,与如今的保守面貌截然不同。
富裕背后却暗藏危机
然而,这场现代化改革背后却隐藏着巨大危机。巴列维实行独裁统治,依赖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SAVAK)严厉镇压反对派,令人民长期活在恐惧之中。
同时,石油财富并未惠及底层,王室的极度腐败与严重的贫富悬殊,引发各阶层强烈不满。
更致命的是,王朝强制推行西方化与世俗化,深深触怒了拥有深厚传统的保守什叶派宗教学者与广大信徒;再加上巴列维当年是靠英美协助才得以成功策动政变复辟王位,其军政高度依附美国的作风被视为出卖主权。在种种矛盾叠加之下,最终引爆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弹。
1978年爆发伊斯兰革命
自1978年1月上旬起,伊朗全境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刚好一年后,国王巴列维于被迫流亡。流亡海外近15年的宗教领袖大阿亚图拉(什叶派中的高级神职人员尊称,意即“真主(安拉)的象征”)霍梅尼顺应时势,凝聚了国内对专制统治感到愤怒的各方势力,成功发动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并于随后确立了宗教神职人员掌握最高权力、凌驾于行政、立法与司法三权之上的“神权至上”共和国体制。
霍梅尼强势回归

在这场历史转折点中,还有一个著名的插曲。1979年2月1日,霍梅尼结束流亡,乘坐法国航空包机重返伊朗。在飞机上,美国广播公司(ABC)新闻记者彼得.詹宁斯访问他:“你相隔多年终于得以回国,现在感觉如何?”霍梅尼却神色冰冷,只用波斯语淡淡地回应了一个字:“没有(感觉)。”
尽管霍梅尼本人反应冷淡,但当班机降落时,整个德黑兰都陷入了狂热——多达两三百万人涌向机场和街头,用震天的欢呼声,迎接着这位即将改写伊朗命脉的最高主宰归来。

自此,伊朗彻底告别君主制,正式步入“政教合一”的全新时代,并一直维持至今。在这套独特的体制下,“最高领袖”不仅成为国家至高无上的神权与政权象征,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与绝对权威,亦跨越近半个世纪历久不衰,成为现代国际政坛中绝无仅有的政治奇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