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島綜合報道】今年是人頭稅平反20周年紀念,對於很多新一代華人移民來說,人頭稅歷史很遙遠,甚至事不關己,但為何我們仍要在意和關注呢?在緬省溫尼辟華人文化中心擔任義工的鄒運東(Yundong Zou,音譯,下圖)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CBC,說明了一個移民對人頭稅歷史的體悟。

以下是他以第一人稱寫下的,或許可以引領我們也深思一下:
5月1日晚上,曼尼托巴博物館的走廊里瀰漫著舊紙張和濃泡紅茶的氣味——不是那種帶着淡淡花香的茶,而是濃烈、帶苦味、像是一記讓人清醒的提醒。排在我前面的人哼著一首我幾乎認得出的旋律。我最小的女兒因為無聊,在隊伍間來回穿梭。
我原本是為了簽書會而來。策劃《通往1923年《排華法》之紙上足跡》(The Paper Trail to the 1923 Chinese Exclusion Act)展覽的歷史學家克萊門特(Catherine Clement)正在舉辦一場講座,站在那裡等待時,我意識到自己其實也在等待某種無法命名的東西。也許,是一種允許自己對一段我不曾親身經歷、卻無法忽視的歷史抱持複雜的情感。
我們不都是這樣嗎?在溫尼辟,我們知道有人頭稅,低聲提起1923年,然後繼續往前。歷史成了註腳,這樣比較容易。
直到你走進那場展覽。
展覽於5月1日亞裔傳統月開幕,沒有設在宏偉的大廳,而是位於探索室(Discovery Room)和城市走廊(Urban Corridor)— 一個親密的空間。你看到的不只是蓋著侮辱性標籤的移民證件;在燈光下,你還會看見自己的倒影映在牆面上,與一篇報紙文章重疊,而那篇文章的標題寫着:「必須完全禁止東方人,才能為白人種族保住卑詩省。」
這裡的沉默並不空洞,它令人感到壓迫。
克萊門特的演講不是一堂課。那是一場清算,是凌亂而複雜的。
她談起自己如何一步步發掘華裔加拿大人的故事,描述那場與時間賽跑、艱難蒐集文件的過程。
她回憶起在訪談過程中,看見後代子孫情緒潰堤、失聲痛哭。在好幾個時刻,她自己的聲音也因激動而顫抖,讓全場陷入沉默。
投影片上出現一張泛黃的黑白照片:一名老人獨自拄著拐杖,站在樓梯下方,望向遠方,眼神中已沒有希望。
她引用書中卑詩大學歷史教授余全毅(Henry Yu)的話:「很多這些男人工作了一輩子,卻始終無法建立家庭。他們無法回到中國結婚、生子。「因此,他們真的沒有後代……那種真切的悲傷與失落是如此明顯,他們知道自己將孤獨地死去。」
她不只是朗誦事實。她停頓了一下,像是在感受這些話的重量。接着她繼續說:「他辛勤工作,不斷寄錢回家。但在『單身漢社群』中,許多人一直活在恐懼中——害怕自己死後,沒有人會為他們殮葬。」
就在那一刻,整個禮堂彷彿變小了。
作為1923年《排華法》的一部分,華人移民和在加拿大出生的華裔人士都必須隨身攜帶移民證件。
身為第一代華人移民,我並沒有從經歷過1923年《排華法》的祖父母身上繼承來的記憶。
曾有一段時間,我把那些苦難僅僅視為歷史故事。但也許正因如此,親自出席才顯得重要:歷史不只是屬於那些承受傷痕的人,它也屬於我們這些繼承了由那些傷痕所塑造的土地的人。
演講結束後,等待克萊門特簽書的隊伍緩慢前進。她不只是隨手簽下名字。她會問:「你叫什麼名字?」「希望我寫些什麼?」
輪到我時,我有些手忙腳亂。我笨拙地表達感謝,並說:「我們很驕傲,在我們的社區里有您。」
她微笑着,在書上寫下:「願我們都能記住加拿大的故事。」
我夾著書走出博物館。空氣寒冷刺骨——那種會讓人把外套拉得更緊、並在一兩個街區之內什麼都不去想的天氣。
一輛公車發出嘶嘶聲停了下來,一個孩子在叫嚷。生活,一如往常地繼續。
現在,書上的簽名感覺變得更沉重了。不只是墨水,也許,是一種交接;又或者,是一個問題。
我沒有一個關於排斥與歧視的家族故事可以分享。但我有這本書,還有一個我正在學着正確唸出的名字。
以及一種安靜的理解:有些足跡並不是為了終結,而是為了讓人繼續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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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為自己是華人而感到羞愧,了解祖輩早年移民經歷改變了我的觀點
圖:CBC/Yundong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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