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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国葬仪式于7月初举行，移灵路线横跨多个城市乃至邻国境内。根据伊朗官方发布的日程表，哈梅内伊的公众悼念与遗体告别仪式将于7月4日及5日在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举行。随后，灵柩将移送至什叶派圣城库姆，并应邻国伊拉克方面要求，展开跨国移灵短暂进入伊拉克境内。最终的落葬仪式，则定于7月9日移送回伊朗，在其东北部家乡圣城马什哈德举行。 预计千万人送别哈梅内伊 伊朗官方预计首都德黑兰等地将涌入1500万至2000万人次送别哈梅内伊，这将是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之一，不仅反映出哈梅内伊在伊朗国内的尊崇地位，更再次将这个中东大国独特的政治体制推向国际镁光灯下。 说到各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大家或许听过“总统、总理、首相、主席、总书记、埃米尔、总督、国王、亲王”等林林总总的称呼。偏偏唯独伊朗，诞生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专属职衔——“最高领袖”（Supreme Leader）。究竟这个听起来十分神圣的职位，在伊朗实质拥有怎样凌驾一切的终极权力与至高地位？ “神权”凌驾“世俗” 其实，在伊朗独特的政治体制中，最高领袖的权力远在总统之上。身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和军事统帅，他牢牢掌控著国家的关键人事与大政方针。 广告牌上印有（从右至左）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霍梅尼的画像。法新社   2010年2月11日，时任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称已生产出首批纯度为20％的浓缩铀。新华社   2009年，一男子手持霍梅尼画像参加伊斯兰革命胜利30周年活动。新华社   一方面，最高领袖拥有绝对的人事任命权，有权直接或间接指派国家众多核心职位，包括司法系统首长、国家广播电视台台长、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代表，以及宪法监督委员会（Guardian Council）半数的核心宗教学者。 另一方面，他也负责制定并监督执行国家的总体大政方针，从根本上主导著伊朗的国家走向。所谓“最高”，意指在国家、政党及特定制度中，拥有最终决定权与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统治权威。 权力远大于总统  根据伊朗宪法明文规定，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其政治地位实际上在最高领袖之下。在具体运作中，总统虽然实行总统内阁制，身兼政府首脑与行政部门的首长，并在正式外交场合作为国家元首对外代表伊朗，但其本质上仍需向人民、议会以及最高领袖负责。如果总统中途想要辞职，甚至必须亲自向最高领袖递交辞呈。 简单来说，伊朗总统更像是打理国家日常行政的“大管家”，而掌握国家终极命脉与军事大权的，永远是坐在幕后的“最高领袖”。 终身制架构：40多年仅三人掌权  而最高领袖亦是采取“终身制”，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也只经历过三位掌权者。第一代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创始人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第二代是统治长达30多年的哈梅内伊（Khamenei，于2026年7月举行葬礼仪式）；而最新接任的第三代，正是其儿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Mojtaba Khamenei）。  伊朗曾是君主制国家 事实上，伊朗现行的政教合一体制，源于1978年爆发的伊斯兰革命。在此之前，伊朗实际上是一个由巴列维王朝统治的君主制国家。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是巴列维王朝的第二位及末代君主。新华社   巴列维对伊朗的统治仅到1979年。法新社   巴列维王朝的第二任、同时也是末代国王（沙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自1963年1月起大力推行著名的“白色革命”（White Revolution），倾全国之力推动伊朗的经济转型与社会现代化。 推土地改革与社会世俗化 当时，他将大地主与王室的土地重新分配给约250万户农民，借此削弱传统封建势力；同时创立“知识军团”与“卫生军团”，大幅提升乡村识字率并改善公共卫生。此外，王朝更赋予妇女投票及参政权、限制一夫多妻制，并透过丰厚的石油收益强力推进工业化，甚至推动工人享有企业利润分红。 随着全球油价持续走高，1970年代末的伊朗已一跃成为全球第19大经济体，更是中东地区无庸置疑的经济火车头。在经济蓬勃发展之下，国内百万富翁遍地，社会生活极尽繁华。当时德黑兰街头汽车普及率极高，到处都是现代化景观，女性更享有高度的穿着自由与社会权利，与如今的保守面貌截然不同。 富裕背后却暗藏危机 然而，这场现代化改革背后却隐藏着巨大危机。巴列维实行独裁统治，依赖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SAVAK）严厉镇压反对派，令人民长期活在恐惧之中。 同时，石油财富并未惠及底层，王室的极度腐败与严重的贫富悬殊，引发各阶层强烈不满。 更致命的是，王朝强制推行西方化与世俗化，深深触怒了拥有深厚传统的保守什叶派宗教学者与广大信徒；再加上巴列维当年是靠英美协助才得以成功策动政变复辟王位，其军政高度依附美国的作风被视为出卖主权。在种种矛盾叠加之下，最终引爆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弹。 1978年爆发伊斯兰革命 自1978年1月上旬起，伊朗全境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刚好一年后，国王巴列维于被迫流亡。流亡海外近15年的宗教领袖大阿亚图拉（什叶派中的高级神职人员尊称，意即“真主（安拉）的象征”）霍梅尼顺应时势，凝聚了国内对专制统治感到愤怒的各方势力，成功发动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并于随后确立了宗教神职人员掌握最高权力、凌驾于行政、立法与司法三权之上的“神权至上”共和国体制。 霍梅尼强势回归 1978年11月6日，霍梅尼（左）在巴黎接待了伊朗反对派领导人，并与他们一起祈祷。法新社   在这场历史转折点中，还有一个著名的插曲。1979年2月1日，霍梅尼结束流亡，乘坐法国航空包机重返伊朗。在飞机上，美国广播公司（ABC）新闻记者彼得．詹宁斯访问他：“你相隔多年终于得以回国，现在感觉如何？”霍梅尼却神色冰冷，只用波斯语淡淡地回应了一个字：“没有（感觉）。” 尽管霍梅尼本人反应冷淡，但当班机降落时，整个德黑兰都陷入了狂热——多达两三百万人涌向机场和街头，用震天的欢呼声，迎接着这位即将改写伊朗命脉的最高主宰归来。 伊朗一块广告牌，从左到右分别为，霍梅尼、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法新社   自此，伊朗彻底告别君主制，正式步入“政教合一”的全新时代，并一直维持至今。在这套独特的体制下，“最高领袖”不仅成为国家至高无上的神权与政权象征，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与绝对权威，亦跨越近半个世纪历久不衰，成为现代国际政坛中绝无仅有的政治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