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正經歷著一個充滿憤怒的秋天。這場始於校園的抗議活動，如今已演變成一場聲勢浩大的示威，矛頭直指資源不均、社會分化及總統馬克龍（Macron）的政策失誤。面對如今的失控局勢，政府將矛頭指向暴力極端分子；右翼人士歸咎於伊斯蘭主義及不受控制的移民；左翼人士則強烈批評警察暴力執法，不過大家都默契地不願面對教育問題這個歷史死結。
教育資源嚴重匱乏 設施破敗
法國是次全國大範圍動亂起於9月17日，巴黎東南郊克雷泰伊（Créteil）的聖修伯里高中（Lycée Saint-Exupéry）學生率先發起封鎖校園行動。學生抗議的核心原是校方嚴重缺乏人手，不僅老師經常缺課、代課老師不足，甚至連校長都沒有。
而這並非單一學校個案，《時代》雜誌引述法國教育部調查指出，因人手短缺2024至2025學年公立中學約有10%課堂未能如期進行。更有學生向英媒、法媒透露，他們一個班才35人，但卻面臨椅子、廁所不足、教室漏水及夏天缺乏降溫設備等問題。網上甚至有影片顯示，有校舍甚至出現蟑螂、老鼠及破窗。
其實2025年法國教育總支出達到1992億歐元，佔GDP的6.7%，在歐洲國家中已算是名列前茅。但儘管如此，法國公立學校卻仍面對教育資源捉襟見肘之慘況。
1/3教育預算用於公務員養老金
其因在於，有不少教育資源並非「花在刀口上」。法國政府最近的一份預算報告顯示，教育部有近1/3（32%）的預算，約有285億歐元用於支付退休公務員養老金，從而擠壓教育等支出。難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寫道，「法國實際上是在以犧牲其他所有人的利益為代價，向老年人發放巨額補貼。因此，全國爆發大規模學生示威遊行也就不足為奇了。」
法國政府債台高築多年
那麼為何法國不再撥更多錢在教育上？因為政府早已債台高築，今年6月底法國公共債務已飆升至逾3.5萬億歐元，佔GDP約117.5%，創下二戰結束以來最高紀錄。此外，法國自1974年後便未曾實現財政盈餘，每年預算赤字超過GDP的5%已成常態。為應對龐大的國家開支，法國長期奉行高稅收政策，惟這亦遺憾地並未能提升公共服務之品質；加之經濟成長持續低迷，最終令國家陷入「無錢可用、加稅無門、減支引怒」的惡性循環。
然而，當政府試圖壓縮赤字、控制債務增長而推行改革或削減開支時，從退休人士、農民到高中生等各大利益群體均不願退讓，隨即引發廣泛的社會反彈與大規模街頭抗爭。畢竟這塊「利益蛋糕」如何重新分配，總有人分得比以往更少，「由奢入儉」並非易事。
教育集中於中產 富人
除了社會資源未有向教育本身傾斜，學生更不滿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教育資源分配失衡。法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資源高度集中於巴黎市內。
富裕與貧窮地區之間、優質名校與弱勢郊區學校的差距相當顯著，躋身頂尖大學與精英網絡的機會亦深受社會階層限制。中產及富人子弟卻能往往能順利入讀意味着高薪與權力的「大學校」（Grandes Écoles，即精英學校），但這條向上流動的途徑對弱勢學生而言卻是此路不通。本應作為「翻身工具」的教育，反而變相成了社會階級固化之枷鎖。
這批年輕人成長於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共和理想的法蘭西第五共和國，但其種族、出身家庭、社會背景卻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他們的出路與未來，也成為本次怒火街頭之原因之一。
「Banlieue」頻成騷亂火藥桶
例如本次運動的起點就是位於克雷泰伊（Créteil）的一間中學，該社區屬於一個典型的工人階級與移民家庭聚居而成的巴黎郊區（Banlieue）。一般而言，「郊區」學校所獲之經費相對匱乏，學習環境和資源與巴黎市區之學校相比亦有較大差距。
「Banlieue」字面意為法文中的「郊區」，特指大城市外圍的集體住宅區與邊緣化社區。二戰後隨着工業化及外來勞工湧入，巴黎和其他大城市之市郊快速興建了大批高密度的巨型廉租屋公宅（HLM），許多來自前法國殖民地（如北非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新移民在此定居。
數十年來，「Banlieue」的深層困境演變成法國最棘手的制度性矛盾；在社會語境中，它更逐漸成為「貧困、少數族裔、治安差」的代名詞，在過去屢次成為引爆全國性騷亂的火藥桶。
二戰歷史包袱下的治理盲區
然而，法國政府為何始終無法對此「社會頑疾」對症下藥？根源在於其政策與法律限制。
根據1978年1月6日頒佈的第78-17號《資訊、檔案與自由法》（Loi Informatique et Libertés）以及憲法中的「共和國平等與色盲原則」（Color-blindness），政府被嚴格禁止在人口普查或行政調查中收集有關膚色、種族或宗教背景的個人數據。
這項法律源於二戰期間維希傀儡政權（Vichy France）與納粹合作的恥辱歷史，當時猶太人被強制貼上標籤並送往集中營，因此戰後法國極力避免任何基於身份與種族的區分。
這項政策雖在某種程度上防止少數族裔被標籤化，但亦導致政府無法精確了解少數族裔在就業、種族、住房與教育等方面所遭遇的系統性不平等，陷入「看不到問題，就等於問題不存在」的治理盲區。這好比醫生無法掌握病人的具體病症與劑量，自然無從施藥，最終全國近1,500個「Banlieue」（郊區）、超過500萬居民成為國家治理的一大痛點。
街頭暴力傳統再現
深層的制度頑疾與經濟困境疊加，最終讓火頭在今秋徹底爆發。自9月中起，學生家長、工會、自感被政客拋棄的民眾等多方人員因應社會焦慮、經濟下行等因素先後響應學生示威，令單純的校園抗爭迅速擴大為針對通脹、低薪及公共服務縮減的全國性怒潮。
這種從校園蔓延至全社會的街頭動員，對法國而言並不陌生，甚至可謂一種古老的政治習慣。自1789年、1830年、1848年 及 1870年的歷次革命以來，法國便奠定了這股抗爭基因。從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革命者丹東（Georges Danton）、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再到國歌《馬賽曲》副歌高唱「拿起武器，公民們！」（Aux armes, citoyens!），無不充斥着鼓吹抗爭的色彩。
即便是當下，農民亦屢屢在香榭麗舍大道傾倒肥料、糞便或焚燒乾草以表達不滿。因此在法國的政治傳統中，「街頭」（la rue）長期被視為體制外的「第四權」，成為民眾向政府施壓與表達不滿的關鍵陣地。
綜觀而言，從1789年的革命火焰，到今日的「打砸搶燒」與焚燒古蹟，抗爭與暴力早已深刻滲入法國的政治基因。然而，當街頭暴力成為解決社會問題的慣用手段，政府卻依然沉溺於抽象的歷史原則、政治理論，而繼續無視郊區的系統性困境、教育資源匱乏、階層固化時，這種由學生髮起、再到全社會響應的怒潮暴亂，便絕不會是最後一次。
若法國無法徹底打破治理盲區，街頭的火種或會暫時熄滅，但積壓的不滿情緒極可能很快再次被點燃——而這股源自街頭的怒火，終將吞噬法蘭西第五共和國引以為傲的繁榮與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