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來函/5月7日刊】終論救生艇：剝開「悲情敘事」下的功利與虛妄

編輯先生：

 

拜讀化名「北先生」的讀者來函。北先生回函之神速、修辭之精緻，令人驚嘆。然而，其字裡行間那股極具某專欄作家標誌性的「被制度背叛的憤怒」與「對老移民的反感」，卻讓筆者意識到：這場辯論已不再是關於移民法理的探討，而是一場必須被戳破的「悲情迷思」。

 

既然北先生試圖用華麗的學術詞彙（如「結構性困境」、「倖存者偏差」）來掩飾底層的邏輯破綻，筆者作為經歷過 97 浪潮的過來人，願在此作最後的誠實剖析，撕開這層被過度包裝的「受害者敘事」。

 

 

北先生長篇大論地抨擊政府取消了救生艇的「優先處理（Priority Processing）」，認為這賦予了他們批評制度的權利。

 

然而，在移民法的現實中，救生艇計劃被納入的是「難民與人道（H&C）」類別。主權國家因應全球突發災難（如烏克蘭、中東局勢）動態調整人道配額與處理速度，是理所當然的國家行為。北先生與部分新移民之所以感到「憤怒」，是因為他們錯把這份基於國際形勢的「行政恩賜」，當成了自己花錢購買的「消費者合約」。拿着人道救助的門票，卻要求 VIP 級的商業兌現速度，這種將國家主權降格為「售後服務」的心態，才是真正的傲慢。

 

 

北先生指責筆者分享經驗是「居高臨下的說教」，並對 97 移民的視角充滿反感。這種情緒的底色，說穿了是一種「不甘心」與「嫉妒」。

 

他們看到 97 移民如今的安居樂業，卻刻意忽視了我們這代人在過去近三十年里，所經歷的兩位數高息房貸、專業降維打擊以及漫長的基層打拚。他們渴望立刻獲得我們今天所擁有的安穩與社會地位，卻不願意承受同等的熬煉。這種「憑什麼你們有，我卻要排隊」的焦躁，讓他們將所有對現實的不滿，全數發泄在「審批太慢」這個借口上。

 

 

北先生聲稱，沒有 PR 卡讓他們「不上不下」、「青春被消耗」。讓我們誠實一點：手持合法的工簽與學簽，身處法治且自由的加拿大，何來生存危機？

 

他們口中真正的「痛苦」，其實是沒有 PR 就必須繳交高昂的國際學生學費，是買房時無法豁免的海外買家稅，是無法即時享受本地人的各項社會福利。 筆者勸勉「等待有益」，是在談論心智的磨練；而北先生所憤怒的，卻是「投資回報的延期」。這根本不是什麼「青春被制度斬殺」，這只是純粹的財務計算。如果加拿大政府明天宣布「工學簽期間免除國際學費並享有同等福利」，北先生口中那種「結構性的痛苦」恐怕瞬間就會煙消雲散。

 

 

北先生對筆者將其比喻為「災民」感到極度刺耳，認為這很殘忍。這正是整封反駁信中最自相矛盾、也最虛偽的一點。

 

為何他們如此抗拒這個標籤？因為一旦承認自己是「難民」或「災民」，就必須面對一個殘酷的現實：真正的難民（如脫北者、逃離戰火的敘利亞人）是沒有退路的，他們不可能買張機票就回老家度大假。

 

這群抱怨航速的乘客，既想享受加拿大「人道救生艇」極低的移民門檻，又在心底緊緊攥著「隨時可以迴流香港」的底牌。他們想要難民通道的便利，卻拒絕承擔流亡者的沉重。這才是對全球真正流離失所者最殘忍的消費。

 

 

筆者撰寫此文，並非要針對任何個人，而是不願見到這片土地上充滿韌性的「港人精神」，被部分自怨自艾的專欄論調扭曲成一種「我弱我有理」的巨嬰心態。

 

加拿大給了我們避風港，這已是最大的善意。如果北先生或其背後的代言人們，認為沒有 PR 的加拿大就是一種折磨，那麼或許你們該捫心自問：你們當初逃離的，到底是真正的恐懼，還是僅僅想要一個性價比更高的外國護照？

 

無論編輯部是否願意刊登這封略顯刺耳的信件，真相永遠在那裡。真正的倖存者，都在默默打拚；只有不甘心的遊客，才會在安全的甲板上，用華麗的辭藻抱怨風浪。

 

 

編輯先生：

拜讀「一位認清現實的97港人移民」來函，文中對阿朗提出的「倖存者偏差」大加批評，並為加拿大救生艇計劃（Hong Kong Pathway）PR 審批嚴重延遲辯護，筆者深感不以為然。來函引用不相干的政策數據，將首批快速獲批形容為「政策紅利」，將後來的延誤歸咎於「排隊幾何學」，並指責抱怨者「自我中心」或「唯 PR 論」。然而，其論述存在多處邏輯謬誤，字裡行間更流露出一種「我已上岸，爾等莫怨」的傲慢姿態，實有必要逐一回應。

一、誤解「倖存者偏差」的真正含義

來函最根本的錯誤，在於混淆了「延誤的成因」與「觀察偏差的性質」。

阿朗所指的「倖存者偏差」，並非在說早期獲批者「快得不正常」，而是指出：政策的評估與宣傳，往往以早期成功案例作為主要樣本，令後來者對整個流程形成錯誤預期——那些仍在漫長等待中、甚至已中途放棄的人，根本不在討論的視野之內。這才是倖存者偏差的核心：可見的成功，掩蓋了不可見的掙扎。

來函以「排隊幾何學」解釋延誤成因，固然有其道理，但這與阿朗所批評的現象，其實是兩回事，可謂答非所問。

二、自願選擇，不等於放棄批評政策的權利

來函聲稱，申請人既然自願選擇低門檻通道，便無資格抱怨等待時間。這是一種極為粗糙的邏輯。

政策批評的正當性，從來不以「是否自願參與」為前提。否則，所有曾自願購買金融產品的消費者，都不得批評監管失職；所有自願繳稅的市民，也不得批評政府施政失誤。

更值得注意的是，許多申請人當初作出人生重大抉擇，是基於加拿大政府所塑造的合理預期。政府推出救生艇計劃時，並非只強調「低門檻」，更不斷釋放「快速通道」、「吸納人才」、「支援香港人」等政策訊號。然而如今，配額大幅縮減、積壓超過兩萬宗、等待時間動輒數年，早已超出一般人原先可合理預期的範圍。

若政府在申請人已投入時間、金錢與人生規劃後，才大幅收緊配額、延長審批，這種近乎「中途改規則」的做法，難道不值得被公開檢視？

自願入場，不代表必須無條件接受制度後續任何變動，更不代表申請人失去批評政策的權利。

來函又建議「實力優厚者可選投資移民或 PNP」，卻忽略了現實：很多港人正是因為經濟能力有限、年齡或學歷受限，才選擇這條「豁免 CRS」的途徑。事後再指責他們「享受紅利卻抱怨」，未免有些站着說話不腰痛。

真正的公平問題，不在於申請人選擇了低門檻，而在於政府宣傳與實際執行之間存在巨大落差，令後來者承擔了難以預見的長期不確定性。

三、以「等待有益」為延誤辯護，是居高臨下的說教

來函認為，等待期間有助累積職場經驗與文化融入，因此是一種「寶貴資產」。

且不論此說是否成立，筆者想指出：在沒有永久居民身份的過渡狀態下，人的選擇空間其實相當有限——換工作受限、旅行受限、部分公共服務受限，更無法真正參與公民政治生活。許多人早已在加拿大工作、繳稅、貢獻勞動力，卻因 PR 遲遲未批，而始終處於一種不上不下的狀態。

將這些真實困境輕描淡寫為「唯 PR 論的狹隘視野」，其實低估了時間成本對個人職涯、家庭規劃及心理狀態所造成的實質影響。

真正寶貴的資產，應該是政府兌現承諾，讓移民得以穩定紮根，而不是要求他們「學會享受不確定性」。

以「磨練心志」美化這種結構性的長期不確定，本質上只是站在安全地帶，對仍在浪尖之人發出的廉價勸勉。

每個人對自身時間與人生的取捨，自有判斷，毋須他人代為詮釋。

四、「真正的災民」論述，殘忍且自相矛盾

來函以「真正的災民只求位置，遊客才抱怨航速」作結，暗示凡對等待有所不滿者，都不是真正需要救生艇的人。

這種說法最令人不安之處，在於它以苦難的「純度」作為道德審判標準，彷彿只有默默承受、毫無怨言的人，才配獲得移民身份的道德正當性。

然而，移民從來不只有單一理由。有人為自由，有人為下一代，有人為資產安全，也有人為教育、工作環境或社會制度。這些考量本來就可以同時存在，並不互相排斥。

難道只要有人批評加拿大政策、嫌排隊太久、甚至考慮迴流，就代表其當初並非真正受壓迫的人？

更諷刺的是，若按此邏輯推論：來函作者既已取得身份、生活穩定，又何必花心力撰函批評他人的「自我中心」？能有餘裕評論別人是否「真正需要救生艇」，本身豈非正是一種已然上岸的特權位置？

說到底，來函表面上談「現實」，實際上卻流露出一種「既然我都挨過，你也應該忍」的心態。它將制度問題個人化，把政策風險道德化，再將任何失望者描繪成「功利」、「不夠堅定」或「只想攞身份」。

五、來函本身，才更接近倖存者偏差的體現

最後，筆者無意冒犯，但必須直言：一位已成功取得身份的移民，以「認清現實」自居，批評仍在等待者心態不夠端正——這種「我挨過來了，你們也應該」的敘事，恰恰正是倖存者偏差最典型的社會表現形式。

成功者對制度的寬容，往往與其距離制度傷害的遠近成正比。

政策批評的存在，從來不是對移民奮鬥的冒犯，而是推動制度改善所必需的張力。將批評者簡化為「自我中心」或「非真正災民」，才是真正對仍在泥濘中掙扎之人的輕視。

讀者：一位同樣認清現實的港人移民 謹啟

 

 

 

 

一位讀者梁先生早前來函，對本新聞網 (加拿大星島新聞網 / singtao.ca) 於 4 月 28 日「新移民專欄」中作者阿朗題為〈倖存者偏差〉的文章作出回應，編輯部於5月5日將梁先生來函以題為〈 【讀者來函】回應阿朗專欄有關救生艇的「倖存者偏差」〉成文畢錄於下，與讀者分享。

 

 

 

 

 

 

 

 

 

 

 

 

為方便讀者對比原文，以下重刊4月28日加拿大星島新聞網 (singtao.ca) 的阿朗專欄〈倖存者偏差〉全文於下：

 

【港人移加746/阿朗專欄】「救生艇」故事在港人群組間從來都是個話題。

最初一批透過「救生艇」來到加拿大的香港人，其實走得相對順利。不少人在完成學業，或累積足夠本地工作時數後，半年至一年內，便成功取得永久居民身份。流程清晰，時間可預期，結果也算明確。對於仍在觀望的人來說，這些例子無疑提供了一種具體的參考。

於是， 緊隨其後的香港人， 帶着相近的背景，甚至更充足的準備，坐着同樣的「救生艇」來到加拿大， 追求更好嘅人生。當時的判斷其實很有基礎，既然首批可以做到，自己大概也可以。只是，時間點不同，結果開始出現偏差。

到了今天，不少甚至是早期的第二批「救生艇」申請人，正處於非常艱難的情況之中。審批進度變得緩慢，甚至出現停滯。原本預期半年至一年的流程，被不斷拉長，變成一段沒有明確終點的等待。在這段時間裏，大部分人其實沒有停下來。該工作的繼續工作，該生活的繼續生活。表面看來，一切如常。只是內心的焦慮，多少存在。偶爾傳來個別成功獲批的消息，又讓人覺得，也許只是時間問題。於是，大多數人選擇繼續留下。

但同一時間，另一種情況也在慢慢發生。開始陸續聽到有人離開回港， 定義上既不是「迴流」，當然肯定也不是「敗走」。特別是較年輕的一群，他們面對的考慮不只是金錢，而是更難補回的時間成本。等待，本身就是一種消耗，是沉沒成本。當時間不再可預期，原本可以接受的過渡，就會變成一種難以計算的付出。對一些人來說，這種不確定，比辛苦本身更難承受。只是，這些選擇，很少被詳細講述。

留下來的人，繼續生活；離開的人，多數安靜。於是我們所看到的，仍然主要是那些最初順利的故事，還有零星成功的個案。 難道「救生艇」 港人已經落入「倖存者偏差」的空間？

作者：阿朗

 

本文配圖：Pexels

T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