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仁心】由於Cowichan Tribes土地權案件近年備受關注，不少民眾擔心永久業權（freehold property）會否受到原住民土地權申索影響，《原住民權利宣言法》（DRIPA）因而成為卑詩省政壇的重要爭議。省新民主黨及綠黨主張保留，卑詩保守黨則主張廢除。
然而，DRIPA是否存在，並非問題根源。與安省等其他省份相比，卑詩目前面對的其實是一個歷史遺留下來、至今仍未完全處理的土地問題。
合作框架還是法律風險？
支持者認為，DRIPA為原住民與政府合作及推動和解提供製度框架；反對者則認為，它模糊政府與原住民決策權的界線，增加業主、投資者及企業面對的不確定性。
問題是：廢除DRIPA，是否就能解決原住民土地權訴訟所引發的爭議？是否就能消除公眾對私人業權受到影響的疑慮？
為社會提供法律確定性
廢除DRIPA，確實會拆除卑詩省落實《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UNDRIP）的一個重要法律框架，也可能改變政府制定政策及作出部分行政決定方式；但仍不能抹去加拿大憲法保障的原住民權利，不會推翻既有法院判例，更不會自動終止正在進行中的Cowichan案訴訟。
因此，真正需要討論的問題並非「保留還是廢除DRIPA」，而是如何在尊重憲法保障權利的同時，為業主、投資者及整個社會提供更大的法律確定性。
當年省議會一致通過
DRIPA並不能簡化為某個左翼政府的政治實驗。
2019年，卑詩省議會一致通過DRIPA。雖然法案由新民主黨政府提出，但當時自由黨和綠黨亦投贊成票。換言之，法案反映的是當時朝野普遍認同「和解」應成為公共政策方向的共識。
法案目的在於把UNDRIP作為推動和解的框架，要求省政府逐步檢視法律、制定行動計劃及定期提交進度報告，並容許政府在部分範疇與原住民政府建立共同決策機制。
除了政治理念外，現實考量亦十分明顯。隨着越來越多原住民權利爭議進入法庭，政府希望透過制度化合作與談判減少衝突，而非每次均依靠冗長而昂貴的訴訟程序處理。
原住民土地權源自憲法
公共討論中常見的誤解，是將DRIPA與原住民土地權直接划上等號。
事實上，在2019年DRIPA通過之前，加拿大法院已透過數十年判例，累積起一套有關原住民權利及土地權的法律原則。而相關權利的真正法律基礎，來自《1982年憲法法案》第35條所確認及保障的原住民權利和條約權利。
有憲法地位，意味這些權利並不依賴任何普通法例而存在，也不可能因為省議會廢除一項省級法案而消失。
再加上加拿大法院多年來透過一系列重要案例逐步建立相關法理。例如Calder案，加拿大最高法院首次明確承認原住民土地權在加拿大法律中具獨立地位；Delgamuukw案進一步說明土地權的法律測試標準及涵義；Haida Nation案確立了政府在涉及原住民權益時的「諮詢義務」。2014年的Tsilhqot’in Nation案，加拿大最高法院更首次正式確認具體土地上的原住民土地權。
須經上訴改變判決結果
即使是Cowichan案，也是早於2014年提出訴訟，其法律基礎是憲法與相關土地權法理。因此，即使省政府廢除DRIPA，也不會自動終止訴訟，不會推翻法院裁決，更不會直接解決涉及的土地權問題。如要改變判決結果，仍須透過上訴等正式法律程序。
至於土地權與現有業權如何協調，最終仍可能需要透過法院裁決、談判和解或其他合法安排處理。
政治上，DRIPA與業權爭議常被放在同一場辯論；法律上，兩者其實並非同一問題。
為何卑詩與安省不同？
如果問題根源是《憲法》第35條和歷年判例，那麼為何同樣受憲法約束的安省，較少出現類似Cowichan案引發的業權焦慮？
關鍵在於歷史土地安排。安省大部分地區受到歷史條約涵蓋，許多土地爭議主要涉及條約承諾是否履行、補償安排或保留地問題。雖然爭議依然存在，但至少有既存條約框架作為基礎。
卑詩的情況則截然不同。除了少數歷史及現代條約地區外，大部分土地從未藉由條約完成權利釐清。當法庭審理土地權申索時，往往必須直接面對歷史佔用、公地及現有業權之間的法律關係。
正視未完成的歷史功課
Cowichan案之所以複雜，原因並不只是原住民權利本身，而是卑詩長期未完成處理的土地問題。
從這個角度看，目前圍繞DRIPA的政治爭論，很可能放錯了焦點。因為無論支持還是反對DRIPA，都無法逃避同一個現實：卑詩最終仍須面對原住民土地權與現有業權之間的關係，並為相關爭議尋求清晰而穩定的解決方案。
因此，卑詩需要的不只是「廢不廢DRIPA」的政治口號，而是具體回答幾個更重要的問題：如何釐清土地權與私人業權的法律關係；如何通過談判和法律程序減少衝突，以及如何在尊重憲法權利的同時，為業主、投資者和社會提供更大的法律確定性。這些才是真正衡量政策主張是否可行的標準。
文：廖長仁
